顿了一顿,拱手道:“臣尚有一言,恳请明公垂听。”
裴该说有什么想法你尽管直言,不必隐晦。
游遐便道:“我晋之税,颇为苛重。使户按五十亩计,收租四斛,户出绢三匹、绵三斤,则足田之家,亩税八升——而曹魏时亩税止二升而已,且唯出绢二匹、绵二斤。魏时尚有敌国并立,租赋本较汉时为重,而我晋兴之际,西蜀已亡,旋灭东吴,国无大患,何以税重魏时近乎两倍?实不可解啊。”
裴该笑一笑,说:“此事不难解。”对于晋朝的赋税制度,他身为执政大臣,当然要做详细调研。他也确实觉得赋税过重,曾经打算轻减,是裴嶷等人说国家方用兵于胡,粮秣物资不足,尚不便更改税度——重要的是你从重改轻容易,一旦国用不足,打算增税,那阻力可就太大啦,所以还是暂且维持原状为好。
因此裴该就向游遐解释,说:“其一,前代有田赋,有户税,而大乱初敉,我晋方建,田亩户册多不完全,乃使诸郡国总核户数,暂时不及于田。所收租四斛,其实是合田赋、户税为一的,且止按每户一丁计,其实百姓家中丁壮二三人者,比比皆是。其二,国初所封诸侯过滥,计领内所收租谷及绢,三分之一入为诸侯之奉,是以不得不重赋税,以便国用。
“尚有其三,有官有品者,皆分禄田,可庇佃客,不课租赋,甚至于……可荫亲族……”
总而言之,晋代赋税制度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,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,食禄阶层过多,导致真正向国库交税的户口和田亩数反倒比曹魏时更加减少,那么为了弥补国用不足,自然就必须重赋苛敛了——西晋之亡,非止诸侯内斗、夷狄作乱,赋税太重导致老百姓活不下去,纷纷依附大族,导致地方坐大,中央衰弱,也是动乱频发的很重要一个原因。
游遐毕恭毕敬地听裴该解释,完了点一点头,补充说:“明公所言是也。倘若只是按一丁户为计,户足五十亩,则租赋虽重,百姓亦未必不能承受。然而就臣所知,永嘉之前,渭谷膏腴之地,多为官宦所占,百姓户可二十亩,已算中产,还如何筹措田赋啊?二十亩,不过丁女课田之数,男子即一丁亦无可尽力,况有余丁,因何求活?
“至于远郡贫瘠之处,即便丰年,往往亩产不足二斛,即便力耕百亩,课税之后,所余亦不足一家之用。是以京兆、冯翊,官宦、大户多侵民田,民无以为生,只得附为佃客,甚至于卖身为奴婢;至于陇上诸郡,每逢荒歉,民必逃亡,多数为戎部或收留,或挟裹,戎势乃渐强……”
裴该心里正迷糊呢,心说我跟你说戎乱的问题,你为什么跟我论起赋税来了?直到听闻“戎势乃渐强”一句,精神方才一振。
就听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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