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勒在逐刘演、杀王浚后,即下令各州郡阅实人户,收取租赋,理论上每户出绢二匹、缴租二斛,比晋赋、汉赋都要轻,百姓乃稍稍安堵。相比之下,无论洛阳、长安还是建业,都还依照旧税率,户出绢三匹、绵三斤,缴租四斛——裴该依从游遐的建议,倒是在秦州暂时降低税率,只征其半。
西晋之时,国家土地、户口近乎半数,都捏在世家豪门手中,虽经丧乱,原本很多豪门破家,田土、人口都被析出了,但自从洛阳规复后,南渡世家乃陆续返回,手执田契,复其旧产。所以关中地区还好,裴该不准流民返乡,全都逼为屯户,且假租借之名,从很多家族手中征收了多余的土地;洛阳政权辖下,则难免复归旧貌,朝廷所得租税,仍旧半减。
石勒虽然也着力拉拢幽、冀的豪门,终究比司马邺等人板得起脸来,该打压的还是要打压,就此河北大户萎缩,中产多破,反倒使得很多土地、人口直接落到襄国政权手中,则虽然税率较低,赋税总额却逐渐逼近了西晋初期。
裴该在关西,通过军屯和民屯等手段,收获不比石勒为少,但若比开销,则几乎是石赵的两倍。
一则裴该把很多经费投入到了生产领域,比方说修路、造桥、开渠、挖矿,等等,乃至于资助商贾,给予一定数量的低息贷款,以期生产力不但得以恢复,且能有一定程度提升;且将来放屯民为编户的时候,农民也不至于快速贫穷下去,被迫再度丧失土地,被迫要依附于豪门大户。二则大司马三军的日常供应,甲于天下,仅军队日常开支就几乎占到赋税总额的将近三成。
对于前一点,石勒是根本不上心的,在他想来,我只要轻徭薄赋,使民以时,自然生产力可以恢复——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想法。至于农田水利工程,那是地方官的事儿,有闲钱、有良心就搞一搞,没闲钱或没良心就不搞,你只要到时候征上的税赋数额能够让我满意,且百姓也无太大怨言,不起叛乱,那就足够啦。
而对于后一点,赵军中也只有将领部曲,和其他少数精锐,其日常供奉才可能比拟裴军正兵。按照这年月的习惯,普通大头兵吃不饱、穿不暖,本是很正常的事情,除非战时,谁肯让士卒饱餐啊,那得浪费多少粮食?而即便战时,粮饷也能够通过抢掠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嘛。
反正你扛枪当兵,再怎么饥疲,总不至于饿死,比回去当农民要稳妥得多了。再者说了,“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”,若在战场上立了功,自然能够从缴获中得到奖赏,当农民就不大可能有这般暴富的机会了。
所以石赵三州半之地,除了各城戍卒外,直接可以拉出来的机动兵力已然超过十万,几乎是裴该的两倍。而即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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