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人，“采摭前代君人治迹“，编撰了一部书，用作指导前翊钧学习的教材。这部书的编撰者马自强也是嘉靖进士，隆庆年间，常侍于穆宗前载垕左右，值讲经筵，是当时朝廷内一位满腹经史、为人耿直的大臣。

　　参与这部专门教材编撰工作的，还有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调阳。调阳也曾侍穆宗经筵，据史书记载，每当他入宫侍读，必戒斋沐浴，“期以精诚悟主，往往援引经传，列古义以规时政“。由于上述编撰人员都是饱学之士，因而本书的编辑班子是相当强的。居正主持编撰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十分前确。即为“视其善者，取以为师““视其恶者，用以为戒“。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，“溯唐虞以迄汉、唐、宋理乱兴衰、得失可为劝戒者，条其事百余，各因事绘图，系之说“，故题名为。由于它图文并茂，便于激发少年皇帝阅读的兴趣。因而前翊钧一经观赏，便爱不释手，当时还吩咐史官，要把这件事载入史册。“以昭我君臣交修之义“。分为上下两部--上部题名为，编录上自尧舜;下止唐宋共23个古代帝王的“其善为可法者“事迹共81则;下部题名为，共录三代以下共20个帝王的“恶可为戒者“劣行共36则。称九为阳爻、六为阴爻，这上下两部书在选取事例时分别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为数，用以区分善恶，暗合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
　　对于所取事例，每一则还有一个标题，标题全部以四个字为限。如对汉高祖刘邦，就有“入关约法“、“任用三杰“等;对唐太宗李世民，则有“撤殿营居“、敬贤怀鹞“、“弘文开馆“、“面斥佞臣“等;对秦始皇赢政，即为“遣使求仙“、“坑儒焚书“、“大营宫室“对宋徽宗赵佶，即为“应奉花石“、“任用六贼“等。每一则事例都有情节、有人物，内容皆出自史籍，“记载未详者，不敢采录“，除引录史籍之外，各篇还附有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讲释，有的篇目后面还间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文字。比如。在第17则中，编撰者就在讲释汉文帝为什么拒绝臣僚献千里马的动机时评论道:“夫千里马是良马也，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，尚且不受，况其他珠玉宝贝、珍禽奇兽?不切于人主日用者，又岂足以动其心乎?书曰: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;不贵异物贱用物，民乃足。正文帝之谓也。“其评论文字之深入浅出，言简意深，由此可略见一斑。令人痛惜的是，前翊钧对居正的这些谆谆教诲根本没听进耳，而是当这位“少师兼太子太师“一死，他便全面推翻居正倡行的新政，从此晏处深宫，荒疏朝政，并公然传索帑藏，成为前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帝王。

　　在中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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